近来听喜马拉雅，听到鲁迅在《南腔北调》中为《苏联见闻录》所写序，颇有感慨。本想写一篇文字来表达下自己的想法，但又不知说什么好，觅得吴蓉晖作的《假如鲁迅去过苏联》，其中所言正合我意，遂将之记录在我的博客之下。其文章于 1999 年发表在新语丝网。
读《鲁迅全集》，有一个很明显的印象，即鲁迅先生对苏联赞誉有如，充满向往。例如1932年4月鲁迅欣然命笔为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作序，对于苏联的横空出世，他热情洋溢地写道：“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同年5月，对于各种反苏言论，先生又不无愤激地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并进而宣称：“我们不再受骗了。”甚至连苏联的“小麦和煤油的输出”这样根本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先生也表现了由衷的高兴。至于《全集》中褒扬苏联文学的文章更是随处可见。
30年代的苏联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读标准的、正统的历史教科书，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描述或结论：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苏联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农庄集体化，而工业化也高歌猛进，成绩斐然。领袖以豪迈的口气向世人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初步建成。1936年更有锦上添花的大手笔，斯大林宪法颁布实施……
这当然是历史！白纸黑字！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类历史，不容回避。它若隐若现，屡遭封杀而大难不死，就好像被压在石头底下的小草，总要顽强地挣回自己的一席之地。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便是这另一类历史的经典文本。前者在尘封了50年之后，于1986年重见天日（中文版则又晚露面10年）；后者则由地下走向公开（尽管中文版的扉页依旧印有“内部读物”４个颇堪玩味的汉字）。我无法形容初读两书时的心情：愤怒、震惊、不寒而栗……在《古拉格群岛》中我更是看到一幕幕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人莫名其妙地锒铛入狱，成千上万居庙堂之高的军政大员们惨遭清洗……
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赫然并存，叫我们如何是好呢？一方居于不容置疑的正统地位，其言巍巍，敢不信乎？一方是苏联历史的目击者和经历者，又如何能等闲视之呢？所幸的是，仿佛就在两难之中的时候，一个铁打的事实使人们所有的疑虑烟消云散，那便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
回过头来再看鲁迅先生的文章，真有“今夕何夕”的感慨。我们当然可以把先生对苏联的溢美之词归因于他未曾去过苏联。可是我突发奇想：假如鲁迅去过苏联呢？他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文字呢？历史当然没有“假如”，但历史研究有时却必须从“假如”开始。可以肯定的是，以先生的敏锐观察力、不留情面的批判精神和深入思考问题的习惯，苏联的种种弊端定难逃先生的法眼。但现实往往是，“看到的”是一回事，“写出来的”是另一回事。摆在鲁迅先生的面前大概有3条路，而且皆是有史可查。
第一个选择是以英国大文豪、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萧伯纳为榜样。萧氏曾于30年代访问过苏联，回国以后，萧氏到处为苏联唱赞歌，他义正词严───更确切地说是大言不惭───且不无愤慨地说：“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莫斯科那么好。”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恰恰因为这是真的，萧伯纳的形像才黯然失色，他距离苏联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实在是太远了。苏联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饿死。”肖斯塔科维奇终其一生，也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各界社会名流会面。他痛恨那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人，甚至连罗兰访苏他也拒而不见。
固然，萧伯纳因其言行而赢得苏联的赏识，备获殊荣，风光十足。但是我却无法想象鲁迅先生会以萧氏的所作所为为蓝本，如法炮制，因为这与我心目中的鲁迅───不惮前驱，勇于呐喊───简直判若两人。先生毕其一生以揭露黑暗、唤醒国民为己任，向往苏联正是他孜孜不倦探寻中国的富强之路的明证。但现在既然苏联的种种弊端已尽收眼底，先生难道会涂脂抹粉，口是心非，混淆视听，欺骗民众吗？我相信纵然先生内心极为痛苦，总还不至于背叛自己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文人）的立场：“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佬。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那么先生索性以纪德为师，仗义执言？
法国大作家纪德访苏归来，立刻转变立场，不惜与莫斯科决裂，公开撰文，不遗余力地猛烈抨击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其态度之坚决，语调之辛辣，用词之尖刻，罕有其匹，影响巨大，轰动一时。可以说一册《从苏联归来》搅动了整个世界。纪德也因自己的心直口快，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他由苏联的亲密朋友一变而为社会主义穷凶极恶的敌人。“反共反苏”的大帽子当然在所难免。鲁迅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我的笔是较为尖刻的。若按其一贯的秉性，将所见所闻所想秉笔直书，恐怕也难逃纪德的命运，这正是我的隐忧。首先，“反共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是挥之不去的，一大堆耳熟能详的恶谥也会铺天而来，什么反动文人、无耻墨客、帝国主义走狗（这回拿的不是卢布，而是美元和英镑）、法西斯分子……其次，“雄文四卷”中领袖关于鲁迅的经典评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也会无所觅其踪。而在中国，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和肯定，鲁迅───不仅仅是鲁迅───的地位必然岌岌可危。再者，可以有把握地说，《鲁迅全集》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人喊打，无处容身。在共和国成立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运动中，《全集》将顺理成章地被打入另册，“荣幸”地被归入“大批判”的行列。如此一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除了因批判的需要，有可能断章取义般地略窥这部“反面教材”之一斑外，从正常的途径几乎再也无法得到该书。长期的封杀，对于精神食粮本已极度匮乏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真无法想象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没有了《鲁迅全集》，无数知识青年将如何度过那单调乏味的漫漫岁月。
坦率地说，我的担心正在于此，鲁迅先生的秉笔直书，或许能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早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这样做的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实难回答；另一方面先生坦言之后的命运，根据历史经验却不难揣测。直言不讳，其利未见，而其害已显。这样的代价未免太大了，我们又怎么忍心让先生遭如此之罪呢？
不足效法，而纪德又难以效法，这可真叫人左右为难。幸好天无绝人之路，还有罗曼·罗兰的第三条道路可资效法。1935年罗兰应邀访问红都莫斯科，在42天的时间里，作家每天都把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记录下来，回国后他又作了修改和补充，并装订成册，题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7月》（即《莫斯科日记》）。在这部作品中既有对苏联建设的正面赞扬，也不乏揭露苏联种种弊端的文字。令世人费解的是，为什么罗兰要在扉页上郑重其事地留言：“在50年内都不得发表”？有人说罗兰料事如神，已看到了苏联崩溃的末日；又有人说罗兰相信苏联的种种弊病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是会得到矫治的，到那时再发表将无伤大雅，既不会伤害苏联，也不失证明他作为一个作家所应具有的敏锐观察和正义立场。不过，凡此种种虽然言之有据，却总不免猜测二字，真实的原因我们或永远无从得知。但不管怎样，罗兰的中庸之道使其保持了生前的名位，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笔墨官司、口舌之争。这不能不说是罗兰的高明之处。可是在我看来，罗兰的这种“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策略，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也并非无懈可击。显然论坦诚与勇气，罗兰比纪德略逊一筹。知识分子既然被称为社会的良心，见到丑恶现象却三缄其口，明哲保身，这样的良心又如何信赖呢？假使鲁迅先生效法罗兰，我们是把它称作“韧”的战斗，还是干脆指其为回避呢？对于那些无益于现实，解决不了当下问题，却宣称有益于将来的东西，人们有理由心存疑问。
思前想后，实在难为先生谋得一个万全之策：既要揭露事实，又要不被人误解，真可谓难上加难啊！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样一个令人抓耳挠腮的难题竟被先生轻易地躲过。
没有去过苏联真是先生的万幸啊！
